重慶南站的不遠處，有一個以“鐵路”命名的社區(qū)，它以南站為中心，沿著長江依次排布。這里的馬路不寬，樓房也不高。老成渝鐵路與社區(qū)并行，來往的火車與汽車，都同樣的不急不緩。居住在鐵路村的家庭，多數(shù)是鐵路職工和家屬，他們與鐵路村一同構(gòu)成了與外界截然不同的生態(tài)。

隨意穿進鐵路四村的一條小巷，兩旁皆是低矮的鐵路職工宿舍樓，它們大多人去樓空，唯有一樓的街坊小店，依舊開門迎客。穿過小巷，眼前豁然開朗。鐵軌、廠房、書屋、涂鴉、本地人、外地人……又是一番奇趣的光景。成渝鐵路的軌道在這里形成了一個三岔口，以前是為蒸汽機車調(diào)頭所設(shè)置，當(dāng)?shù)厝怂追Q三角道。

三角道的一旁，一座破舊的平房掛著“軍哥書屋”的木牌，5塊錢一杯的蓋碗茶，可以從白天喝到夜晚。不知是因為三角道，還是因為軍哥書屋，這一片世外桃源已然成為人們的心之所向。

軍哥書屋還是鐵路攝影愛好者們的據(jù)點。鐵路與人，在這里似乎有一種高度的默契。外面的人因鐵路而來，里面的人因鐵路而留，而軍哥書屋，則因為成渝鐵路，成為人們情感的寄托

書屋的主人茍軍曾經(jīng)在附近的電廠工作，原本只是想找個地方堆放書籍，沒想這破敗的小屋竟然成了如今的模樣。小屋里隨處擺放著茍軍幾十年來的收藏，其中不乏成渝鐵路的各類線路地圖和各個年份的成渝兩地火車票，也有《重慶南機務(wù)段志》、《重鐵簡史》等珍貴史料。

這兩年，隨著鐵路三村和四村搬遷，軍哥書屋又成了居民們寄放老物件的場所。一張桌子，一把椅子，甚至一個印著鐵路標志的搪瓷杯，老居民們把有關(guān)鐵路的所有記憶，都留在了軍哥書屋里，希望多年之后，還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軍哥書屋的一側(cè)是火車機車的檢修車間，廢棄的車間門前印有一張巨大的彩色照片。站立在第二排的劉祥恩至今仍和老伴居住在鐵路四村。當(dāng)鄰居們紛紛搬到更為舒適的居住環(huán)境，老兩口卻舍不得離開這個陪伴了他們幾十年，每天都能聽到火車聲響的老房子。

87歲的劉祥恩曾是成渝鐵路上的一名養(yǎng)路工人，對于兩根鋼軌，他再熟悉不過，即便是幾毫米的誤差，他也能肉眼辨別?？粗堑篮蛙姼鐣萃蝗粺狒[起來，老人有些不習(xí)慣，也有些不明白。三角道這邊有什么？實際上就看幾根舊鋼軌，沒有什么特殊的。

嘴上說著不好看，可事實上，老人每天都要到鐵路上去看上兩眼，聽著火車經(jīng)過時咔嚓的聲響，這一天才算完整。就像身上這套深藍色的鐵路制服，即便破舊了，卻始終不愿意脫下?！拌F路藍”是鐵路人珍藏于心底的一抹色彩，劉祥恩穿了一輩子，而他的下一代，也同樣擁有這一身制服。

在鐵路系統(tǒng)里，鐵二代，鐵三代，是最常見的家族延續(xù)。鐵路退休職工李國方的父親李鴻升，是成渝鐵路上的第一代火車司機，曾作為全國勞模，先后兩次登上過天安門城樓旁的觀禮臺。

1952年7月1號成渝鐵路通車的時候，人山人海，李鴻升當(dāng)時是剪彩列車司機。那天上午十點，在人群巨浪般的歡呼聲中，李鴻升駕駛著3859號列車從重慶站出發(fā)，踏上了“新中國第一路”。

在父親娓娓道來的火車故事中，李國方漸漸長大，1975年他接過父親的班，成為李家第二代火車司機，開上了他從小羨慕的“鋼鐵大家伙”，可真實的列車生活并不只有想象中的詩和遠方。

李國方開過蒸汽機車，也開過內(nèi)燃機車，卻沒能趕上“動車”的好時光，這是他最大的遺憾。而這個遺憾，最終也被李家的“鐵三代”，李國方的兒子李治剛給彌補上了。作為成渝高鐵提質(zhì)改造后“復(fù)興號”的首發(fā)司機，李治剛特意將父親帶回了這個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。

對于許多鐵路人來說，鐵路是他們最終的歸宿，周而復(fù)始，代代相傳。而對于外面的人而言，鐵路是他們志在四方的起點，在任何一段如歌的歲月里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重慶成為全國三線建設(shè)的核心地區(qū)。因為鐵路的便利，很多工廠企業(yè)將廠房建在了成渝鐵路沿線的周邊。那時的大足，條件異常艱苦，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卻干勁沖天。

從1965年10月1日正式開工修筑廠區(qū)公路，到1966年底基建和生產(chǎn)兩方面的目標全部實現(xiàn)，在這個曾經(jīng)的荒山溝里，不僅誕生了中國重型汽車工業(yè)的搖籃——四川汽車制造廠，還成功研制投產(chǎn)了中國自制重型軍用越野汽車，在西南三線建設(shè)史上創(chuàng)造了遠近聞名的“川汽速度”。

成渝鐵路載著人們從天南地北來到重慶，成渝鐵路也載著人們的理想，創(chuàng)造著一個時代的工業(yè)奇跡。在位于重慶市永川區(qū)的重慶城市科技學(xué)院里，有幾棟上個世紀70年代的建筑，這里，誕生了當(dāng)年國內(nèi)外知名的集成電路專業(yè)研究所——1424研究所。1424研究所，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永川三線建設(shè)的縮影。

三線建設(shè)時期，在永川重點布局的有電子工業(yè)、船舶工業(yè)。紅江機械廠就誕生于這個特殊的時期。一批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熱血年輕人，毫不猶豫地就放下了舒適的環(huán)境，來到了四川深山老林搞三線建設(shè)的大洪流。

生活的清苦并沒有讓青年們喪失斗志，相反，他們在鐵路沿線的這座小縣城里，青春澎湃，斗志昂揚。如今的紅江廠，已經(jīng)成長為國內(nèi)生產(chǎn)大功率船用柴油機核心部件綜合實力最強的企業(yè)之一。永川，這個偏遠落后的小縣城也因為他們的到來，開始煥發(fā)生機。

1977年，中斷了11年的高考制度被恢復(fù)。那年冬天，有570萬名考生參加考試，27.3萬人被錄取。不同的人，懷揣著相同的夢想，在成渝鐵路上相遇，同行。綠皮火車將成千上萬的學(xué)子送到他們夢開始的地方，并不寬敞的車廂里，裝滿了鴻鵠之志和遠大前程。

民謠歌手周云蓬在他的那本《綠皮火車》里寫道：“我坐在車廂連接的地方，想象著將要面臨的大城市。我終于一個人面對世界了?！?/span>

1980年，“春運”一詞第一次出現(xiàn)在《人民日報》上。許許多多中國人背起行囊，有的歸心似箭，有的仗劍天涯，火車正好承載了關(guān)于回家和遠行的意義，“仿佛站在火車邊上，就已開始流浪。”

當(dāng)時，成都北站只有成渝、寶成、成昆三條線。它既是特等站，又是始發(fā)站，“一票難求”自然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痛。哪怕是一張站票，也彌足珍貴。

為了緩解供不應(yīng)求的矛盾，車站也盡量想辦法向鐵路局申請車皮，加開臨客，把滯留在廣場上的旅客，輸送到他們的目的地。于是，鐵路上出現(xiàn)了悶罐車，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產(chǎn)物，也是那個年代留給人們最鮮活的記憶。

這是已故著名攝影師王福春用三十多年時間，記錄下的火車上的人生百態(tài)。它們被收納進那本感動了無數(shù)中國人的攝影專題集，王福春給它取名：《火車上的中國人》。

這是2020年，成渝間復(fù)興號上的中國人?；疖嚺c人的關(guān)系，似乎不再像從前那般熱絡(luò)。而事實上，這種關(guān)聯(lián)，已經(jīng)深入骨髓。復(fù)興號的開行，對于那些對成渝鐵路有著無比眷戀的人們來說，并沒有多大影響。

不管腳步走得再遠，我們終將回到原點。

一個人，一條鐵路，一個時代，

在成渝鐵路如歌的歲月里，

一一凝固。